生命在阳光下的延续，让中国器官移植事业站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去

2019年3月22-24日，“2019年广州生物科技创新大会”在广州市增城区凤凰城酒店举行。包括器官定向研究与治疗、器官基因编辑、抗癌药物研发等一批国际领先的最新研究成果纷纷亮相。由广州团队研发的全球首创实景腔镜、内镜手术训练仪，也在大会上首次推出，有望降低内镜、腔镜医生培训门槛，从而加速医生成长，有助于缓解优质医疗资源短缺的难题。

原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、卫生部副部长，现任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在大会上致辞。黄部长十分自豪指出，中国器官移植事业从一个被世界移植界“诟病”、被敌对势力攻击的软肋，经过党中央和国务院支持下推进的“壮士断腕、刻骨疗毒”式的改革，已经成为世界赞誉的中国模式而登上世界舞台的中心。

最新统计显示，截至2019年2月28日，我国内地居民器官自愿捐献已达23219例，移植器官总数64087例。我国已跃居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器官捐献大国，并以可观的增速，预计将于不远的将来成为全球器官捐献与移植领域的“NO.1”。

“苍蝇不叮无缝的蛋”，器官捐献与移植曾游走在灰色地带

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中国医生取得的学术成果，却无法得到国际器官移植学界同行的认可。我国著名器官移植专家、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科学科带头人何晓顺教授回忆，受当时器官来源问题的影响，国际移植界曾制定针对中国的“三不”政策——中国医生不允许参加世界移植专业组织、不能在国际权威学术会议上公开演讲；国际权威期刊不发表与中国器官移植相关的临床科研论文；国外器官移植机构不得与中国医生进行学术联系。

这让当时中国从事器官移植事业的医生十分尴尬。但是，由于制度的不健全，当时中国的移植事业虽被质疑、被孤立，但也无可奈何。

就在这样的困境下，我国著名肝移植专家、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教授带领下的中国医生，坚韧不拔地进行着探索，并致力于推动建立公正、透明、让公众信任的器官自愿捐献体系，从而让中国的器官移植、器官研究重新回到阳光下。

凤凰涅磐“中国模式”初步形成，器官移植新模式获国际认可

目前，我国已初步形成特色鲜明的器官捐献“中国模式”：全面构建国家层面的器官捐献移植法律框架，确保有法可依，有法必依；建立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五大科学工作体系；创造性提出了中国心脑双死亡的器官捐献科学标准与流程，确保器官获取符合法律规范，建立信息化的监管平台，器官移植监管步入大数据时代；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捐献与移植人道主义救助体系，促进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良性循环；充分发挥制度优越性，创建全社会参与的捐献移植保障体系；充分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，在全社会培育器官捐献是大爱的人文精神。

从2006年，卫生部全国人体器官移植临床应用和管理峰会在广州的召开而诞生《广州宣言》，到2019年，器官定向研究登上一级新的台阶，过去了13年。黄洁夫部长感慨万千：“当年，我们也没有想到会取得如今的佳绩。”王海波主任笑言，此可谓之“凤凰涅磐”。

“再出发，让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站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去”

黄洁夫部长在“2019年广州生物科技创新大会”新闻发布会上说，我们的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才是刚起步，要攀到山腰，攀到峰顶，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。

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成功，需赖于法制的健全及人才的培养。

在党中央及国务院的推动下，国内器官捐献与移植相关法律法规逐步走向健全，2014年，中国首个器官获取组织——中国医院协会OPO联盟在广州宣布正式成立，进一步规范捐献器官的获取和分配工作。

黄洁夫部长也提及，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正如火如荼进行中，若有望推进港澳台与大陆同胞共享器官供源，这才是真正的血浓于水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澳门同胞来内地接受器官移植共50例，香港同胞来内地接受器官移植共150例。随着国内器官移植技术的突飞猛进，让祖国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人们都获益，是一件“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”的美事。

而另一方面，人才的培养，如何规范、高效的培养主刀医生，从而为更多患者解忧，一直是医疗行业的难题。

随着“多器官修复系统”的成功研制，破解了器官离体后无法维持活力的技术难题，推动人类进入精准研究器官功能、精准治疗器官疾病的新阶段。中国科学家提出“器官定向研究与治疗”的理念，希望将器官研究发展为生物创新平台，并进行了探索。

2018年，何晓顺团队将这项核心技术引入教学领域，经多学科联合攻关，成功研制出“smagister手术大师腔镜培训系统”。

新系统有望提供高标准、同质、批量化的腔镜及内镜教学培训体系，为医生的培养提速。据了解，该系统彻底改变了腔镜、内镜医生的培训方式，将医生培训成本降低了83.2%，并因“变废为宝”的工作原理，也不触及动物伦理障碍。目前该培训系统已实现量产，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。